王蒙《鲁迅与胡适》
孙郁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初版
我这一代人几乎早就形成了思维定势：鲁迅与胡适二人是截然对立的两极，一个是革命的巨人，一个是反革命的腐尸；一个是毛泽东的精神知己，一个是蒋中正的上宾；一个是战斗的旗帜，一个是旧政权的殉葬品；一个是至死一个也不饶恕的硬骨头，一个是假仁假义的假道学；一个是学了还要学，愧了还要愧，保卫了还要保卫的无比高大的巨人，一个是批了还要批，禁了还要禁的反动分子。其实胡适岂止是反动，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我方曾经在一篇评论中，提出应考虑将胡适列入我方提出的必须惩办的战争罪犯补充名单中。
因此孙郁的立论就很令人感兴趣。他的书的副题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此书的惊人之处不在于讲了二人的分歧，而在于展示了这两位代表人物的相通相似的一面，这一面就是“五四”精神，两人都是“五四”精神的体现者。当然，作者还是更赞扬鲁迅的，这样，他的论著的出版也还并不骇世疾俗。这本书的出版至少说明我们已经可以从容地多角度地讨论一些文化人物文化现象了，可以说一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这至少是增加了阅读趣味的吧。至于更深入的问题，则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
冯骥才
《灵魂的归宿》
高莽著
群言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
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的原故，中俄文学有一段意外又非凡的情缘。故此，至少有半个多世纪，中国人能够专一和从容地对苏俄文学深入其中。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得苏俄文学的。只要看一看高莽的《灵魂的归宿》，就会知道苏俄文学真正的知音绝对在中国。
高莽与他书中的人物，大多都有过交往，这些人物死后，他还到墓地去探访这些人物的亡灵。人死了，肉体没了，只剩下灵魂。于是，面对着这些亡灵的高莽便进入了这些灵魂之中。
我曾经去到维也纳的中心公墓和巴黎的拉雪兹公墓，拜谒过我心中那些伟大灵魂的憩息处。我站在墓前，希望那些亡灵会给我一点启示。然而，我发现每一个人最终都是一个问号。生命的过程诠释着人生，生命的结果却化为一个问号留在人间——这是我不曾料到的。而这些问号居然把世界与生活诘问得无言以对——特别是书中这些生前充满坎坷的苏俄作家！也许我们所经历过的时代与他们实在太相似，故而对于那种命运的强加、情感的踌躇和良知被泯灭时的苦痛感触尤深。
这是关于苏俄文学的一本很独特也很重要的书。书中内容是我们在那种大而空的文学史上读不到的。然而，真正的文学史正应该是这种“灵魂史”。
王得后
《鲁迅与胡适》
孙郁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初版
孙郁以现当代文学批评为舞台，以鲁迅研究为主打，扩而大之，探索现代文化与思想，继推出《鲁迅与周作人》之后，去年又出版了新著《鲁迅与胡适》。
孙郁的研究颇有特色。第一，打破了鲁迅与胡适“一边倒”的旧的框架与新的偏爱，以历史的理性比较两者文化、思想、政治选择的异同，又并不骑墙，两面讨好。第二，走荀子的“学莫便乎近其人”的路径，对两人的气质、个性、风格、学识、修养、思想作同情的理解，然后一一考较。这对于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分明的是非、热烈的爱憎的人文知识分子是决不可漠视的。第三，心之所至，信笔挥洒，见好说好，见坏说坏，逼近于鲁迅期望的“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的状态，也就自然而然成就了一家之言。何况鲁迅与胡适，既是新文化的双胞胎，又是政治战线的对头，孙郁的书于是大有可观。
《维新旧梦录》
朱维铮龙应台编著
三联书店2000年10月初版
五十岁以后，二十年来，罕见这样令我惊叹，读后大觉茅塞顿开的书，这本北京三联去年出版的《维新旧梦录》，副标题《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全书选编了自龚自珍至康有为三十余人倡导维新的文字，关键在编者龙应台先生的序《百年思索》和朱维铮先生的导读《晚清的“自改革”与维新梦》。我是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1953年院系调整后师范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戊戌维新运动，都是教科书刻出来印模。一如龙应台先生所说，“重复前人的痛苦，重复前人的努力，整个民族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中”，可自己浑然不觉，前此只觉得在重复鲁迅，其实，世界宽广得多，历史深邃得多，先贤人数众多。朱维铮先生的导读，新见迭出，揭穿了“满清君臣那类自欺欺人的鬼话”，又兼及时下的经国学说如“经济决定论”，“技术救世主义”，“新权威主义”，落后挨打说等等。凡有所说，有百年来文献为证。《序》的激情，《导读》的理智，我都喜欢。
杨东平
《一路奔走》
关山 著
华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人有两种基本的需求：既需要和家人围坐在炉边，也需要远航。于是，有关山重重、乡愁万里，有梦中的橄榄树、生活在别处、在路上等等。那些将生命定位在路上和在自然之中的人，成为人类中“野生”的珍稀品种。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得红尘滚滚的日常生活偶然呈现一刻非凡的色彩，标示了一种精神的高度。
《一路奔走》是关山在1999年间奔走一年的收获。与许多在路上的“探险者”、“旅行者”不同，关山关注的是在社会的底层和“荒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态。在那些最普通的“沧海一粟”——包括村干部、推销员、占卜师、乐手、司机、烟贩子、坐台小姐、边防武警、渔民、孤寡老人、打工仔、老八路等等——的真实倾诉之中，凝固了世纪末中国“最深刻的现实”。我们阅读过许多名人传记，今天，得以看到了一册“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民的传记”，也是人民的历史。
郭预衡
《章炳麟论学集》
吴承仕 藏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
从前听沈兼士师和陆宗达师讲《说文解字》，时时称道“太炎学问”，我从而得知太炎章炳麟是高不可及的小学大师。后来读鲁迅著作，又知道太炎不仅是小学大师，而且也曾治史。1924年太炎曾在一次会上“劝治史学”以“保存国性”（见《集外集拾遗·又是“古已有之”》），这是我从前不知道的。我对于他所谓“保存国性”云云虽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但很想看看他治史学的实绩。当我翻看他的遗著时，果然发现他不仅劝人治史，而且曾拟自撰《中国通史》。此志虽然未遂，但他治史的功力之勤是随处可见的。有的事例就在《章炳麟论学集》里。
《章炳麟论学集》所收的文章都是章氏写给吴承仕的书信，写作时间是从1911年到1936年。就在章氏“劝治史学”的1924年，他写过一篇《清建国别记》。在本年6月1日的信中他说：“拙著《清建国别记》今已草就，文虽简略，而考核必周。”在8月9日的信中提到这篇文章又说：“自觉精当。”可以看出，他对这篇文章是很自负的。但他虽然自负，却仍要修补。直到1936年5月24日（即他逝世前二十日），他在信中提到这篇文章，仍然以为“旁证过少，更欲得他书详之。”事隔12年，仍在“磨一剑”。功力之勤，于此可见。
李辉
《中国1957》
尤风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这是一部颇有分量的力作。
在读过一本本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和专著之后，这部长篇小说仍让人感到震撼的力量。这种震撼，不只是因为作者相当真实而大胆地描写了历史跨度长达二十余年的悲剧，更在于他非常出色地通过对不同受难者命运的展示，无情地挖掘知识分子身处悲剧时的精神复杂状态和生命本能的决定性作用，这样，笔下的人物群体，便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灵与肉的艺术概括。
对作家笔下乃至历史现场中的受难者们，今人也许太容易简单地予以贬斥或嘲笑，但当你静下心来细细读小说中惊心动魄的故事时，谁又敢说当他自己真的面对同样的苦难时，会比那些当事人做得更好？从大学校园里转瞬之间变幻莫测的鸣放与反击，到一个又一个劳改场面中善与恶、人性与兽性的较量、转化，今天看似容易轻描淡写的历史，其实对每一个相关的人都是惊心动魄的生命考验。于是，阅读这部小说，也就是经历一次精神的历险。小说让人想到林昭，想到我曾经熟悉的不少前辈，更让人想到，小说家在历史与现实面前，责任感、勇气和想象力同样重要。
秦文君
《彼得·潘》
〖英〗杰·姆·巴里著程相文 译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我敢将《彼得·潘》称之为小书，仅指其篇幅：无非6万余字，小小薄薄的一本。当年我是从图书馆借到它的，并且再也没还回去过，甘愿被图书馆罚了数倍的书价，那是因为它太值得我爱了，真有那种爱到深处战战兢兢的感觉，害怕一失手就寻不见它，稍纵即逝呵！
《彼得·潘》写的是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精灵，把人间的一个女孩带到永无岛去做妈妈，后来女孩长大了，竟然忘却了“永无岛”上的一切欢乐。书里充满精湛的智性，神奇的叙事方式，张扬着天性自由的翅膀。特别不可思议的是，此书能够在轻灵浪漫新奇的故事里，渗透深奥、优雅的人文情怀，甚至赤子的淡淡的忧郁，给予人持久的感动与震撼。
这是我常常翻及的书，因为它像所有达到永恒意味的书一样，给人常翻常新的感觉。每一次读它，我都会觉得有一种惊叹从心底徐徐升起：一个灵魂怎么能保持住一个如此完整、如此丰富博大的世界？它将我们能体察却难以倾诉，而且逐渐遗忘的一幅画勾勒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恋着它的价值所在。
这本书我国30年代就有了梁实秋的中译本，我手上的这一本是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9月再版，译者为程相文。
英国儿童文学名著《彼得·潘》作者为杰·姆·巴里，一个令我永远难忘的儿童文学巨匠。他给几代孩子带来了奇妙的欢乐，也给无数后来的同行以巨大的精神财富，力量、智慧。
刘跃进
《唐代文选集注汇存》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可以称之为专门之“学”的，前有《昭明文选》，后有《红楼梦》。“文选学”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文选》选录的篇目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历代的注释方面，为后人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可惜这些旧注，除李善、五臣注外，大都已经失传。而在一衣带水的日本，迄今尚流传着一部珍贵的唐代钞写的《文选集注》残卷，保留了除李善注、五臣注之外的《文选钞》、《文选音决》及陆善经注等。这些旧注不仅有助于对《文选》的理解，而且通过这些旧注，可以解决“文选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著名学者罗振玉在清朝末年东渡日本时，发现此书，叹为观止，于是请人摹写，加上自己收藏的两卷，成《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十六卷。中国学者得以据此考见《文选集注》之一斑。但是罗氏本多为摹写本，且收录颇多缺失，不无遗憾。而今《唐代文选集注汇存》则弥补了这些阙憾。该书据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加以复制，并根据《文选》原来的次序重新编定，对于影印本前后重出或颠倒之处时有订正。更有意义的是，该书在京都大学影印本基础上又增补了一些新的资料，如海盐张氏所藏二卷、楚中杨氏所藏一卷、周叔?所藏一卷等，就是新增补的部分。至此，流传至今的《文选集注》，已经发现达二十四卷之多。置此一书，对于渴望阅读这部珍本的读者来说，该是多大的满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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